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教育之间具有互为支撑的双向联系,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需要把金融教育置于更为重要的、基础的、先行的地位

　　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金融危机对西方理论主导的金融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并购、国际投资和衍生品交易时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亏损,表明合格金融人才的不足。而金融学本科毕业生则面临就业难。中国金融人才的结构性供求矛盾突出。
　　
　　伦敦和纽约的历史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和金融教育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金融教育的发展为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理念与人才支撑,金融中心则为金融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平台和丰富的实践机会。国际金融中心往往集聚了一流的金融学教学和科研机构、人才,从而成为金融教育的中心和金融创新的源泉。
　　
　　为了应对挑战,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国金融教育,尤其是上海的金融教育需要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再定位和转型。
　　
　　金融教育包括三个方面的活动,首先是创造和传播与资本或资金运动相关的理念和知识,其次是培养与资本或资金运动相关的专业人才的活动,第三就是运用金融知识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一理解可以包容所谓的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两种模式。一般认为金融教育的模式有两种:国外著名大学的以微观金融为主的“商学院模式”和以宏观金融为主的“经济学院模式”。本文所称的金融中心主要以伦敦和纽约为代表。
　　
　　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金融危机在毁灭财富、降低经济增长、减少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对金融市场的规制与监管提出了挑战,对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学提出了挑战。
　　
　　这些挑战的出现或多或少归因于传统金融教育的缺陷,回应这些挑战则主要依赖于金融教育的变革。
　　
　　金融教育面临的挑战
　　
　　全球金融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
　　
　　首先,本次金融危机对金融教育的直接挑战是:迄今为止,金融理论既不能解释金融危机的产生机制,也不能预测危机的爆发,连危机的结束也不能预测。今年,英国多位知名经济学家曾经联名致信伊丽莎白女王,为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而道歉,并称“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如果把1636年郁金香泡沫视为第一次金融危机的话,300多年来学者们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可以说仍然处于蒙昧状态。
　　
　　第二,本次金融危机中大量金融机构的破产和被兼并对金融规制和监管体系提出了挑战,这也是对金融教育的挑战。凯恩斯很早就认识到了抽象理论对现实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有影响力。事实上,世界就是由这一小部分的思想统治着的。”所以,现实中监管体系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理论的挑战,进而构成了对从事金融教育的专家、学者的挑战。
　　
　　第三,金融危机是对金融教育的内容提出了挑战。对此,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理性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和无套利均衡分析。源于美国的本次金融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是金融理论和金融教育的危机。
　　
　　金融危机对理性人假说提出了挑战。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茵哈德・泽尔腾认为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是幼稚的理性主义。“所谓传统经济学,即过去50年的主流经济学。二战前,理性要少得多。后来,从超级理性假设中出现的模型,是非常幼稚的理性主义。”金融危机时期的市场动荡和恐慌表明投资者并不总是理性的。但是,当金融系毕业生成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时候,理性人假说就成为他们不顾股东、客户和纳税人利益而心安理得获得高薪的理论支持。
　　
　　金融危机证伪了有效市场假说。从1970年代尤金・法马提出有效市场假说以来,该假说就占据了金融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该假说力证股票价格的变化反应所有相关信息。市场越有效,价格的走势就越接近“随机漫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拖垮全球经济的错误思想。类似巴菲特和索罗斯这样的投资者的存在,表明金融市场未必是有效的。巴菲特和索罗斯都认为市场是会犯错误的。
　　
　　作为现代金融学基本方法的无套利均衡分析存在缺陷。类似亨利・鲍尔森、索罗斯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的存在表明市场存在大量套利机会。因而,以此为基础构建的金融定价模型均存在先天缺陷。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的A-H 股价差的长期存在表明金融市场的价格错配和套利机会可能长期存在。
　　
　　第四,当代金融教育面临的挑战来自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上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为42岁左右,这表明金融专业的相关学生毕业后仍需要经历10年左右的业内学习和经验积累才能胜任重要岗位,说明传统的高级金融人才培养模式难以与社会需要和行业需求直接对接。
　　
　　各国的金融教育如何回应这些挑战,不仅影响金融教育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全球金融业的实践,左右金融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资源在全球的组织与分布,成为影响未来各国金融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中国金融教育面临的挑战
　　
　　本轮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金融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国金融教育的既有发展模式也面临着挑战。
　　
　　本轮危机直接否定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生存和发展模式,雷曼破产、贝尔斯登和美林被收购表明华尔街传统的投资银行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遭受重挫。如果说处在风暴中心的美国投资银行的失败还可以理解,那么远离华尔街的中国企业,则在2007年以来参与国际并购、国际投资和衍生品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亏损,间接受挫于金融危机。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金融教育在引导、支持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国际化经营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中国金融人才的培养与世界第一大债权国的地位不相匹配。
　　
　　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指出,央企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发生巨额亏空和损失的教训之一就是专业人才缺乏。李伟指出目前中央企业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的绝大多数都是财务人员,真正具有金融工程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很少。
　　
　　这表明中国企业急需国际并购和价格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与中国金融教育当中经济学院模式偏宏观,商学院模式偏财务的缺陷一致。因此,目前金融人才的供给质量已经影响到了企业国际并购决策的质量和价格风险的管理能力。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证券化的发展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高质量金融人才的短缺将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金融业竞争力的主要瓶颈约束。
　　
　　中国目前的金融教育与国际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一是与国外著名大学相比, 中国目前金融学科与金融市场相关的微观类课程差距很大。加强微观类课程建设可以使学生所学更接近于现实和服务于社会,提高适应性和就业能力。这一在本世纪初就引起关注的问题目前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在中国高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宏观金融类偏多,培养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课程偏少。
　　
　　二是各高校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差别较小,学生知识结构趋同,造成了就业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金融学专业本科生就业难。据有关媒体报道:上海市2008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失业量最多的5个专业就包括金融学。
　　
　　三是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脱离实践,培养人才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金融教育是模仿前苏联教育模式的话,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教育则是在模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金融教育。在课程设置、教材、案例等诸多方面,中国金融教育都只是西方金融教育若干年前或当前的复制。当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范围内对金融教育的反思时,中国金融教育如何从这种反思中汲取智慧,如何把握国内外金融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如何总结借鉴国内外高校金融学教育的经验教训,逐步实现从跟随发展向自觉发展的转变,不仅决定金融教育的成败盛衰,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实力、影响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和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述差距和挑战或许孕育着中国金融教育发展的重大机会。
　　
　　金融教育与金融中心建设
　　
　　决定金融中心形成并维持其地位的因素无疑很多。伦敦金融城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GFCI)以人力资源、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综合竞争力作为评价金融中心的关键指标。其他关于金融中心研究也多把人力资源作为首要因素。但是注意到金融教育和金融中心之间关系的文献还比较少。
　　
　　2008年伦敦金融城市长罗永成(David lewis)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金融教育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加强的方面。他认为上海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但金融中心仅有光鲜外表是不够的,上海还需在金融教育等方面多下工夫,多培养包括风险控制在内的金融人才。
　　
　　实际上金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由金融教育决定的,所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和金融教育之间具有密切联系。金融教育为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理念与人才支撑,在金融产品的开发、新兴金融职业培育、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等方面提供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的支持。
　　
　　金融教育对金融中心发展的支撑作用
　　
　　金融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理解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理念,例如前文提到的有效市场、无套利均衡、投资组合、Q值等。这些理念随着金融实践发展所做的修正和更新,对于深化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没有这些理念的创新、发现和传播,金融中心就失去了发展的助推器。
　　
　　金融教育为企业和金融产品的估价提供了基本方法。从投资组合管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单因素和多因素套利定价模型到B-S模型。这些关于金融产品和风险定价的知识是财富管理行业蓬勃发展的动力,有力推进了金融中心积聚和管理金融资产的能力。例如,β系数的普及和运用催生了大量咨询公司和指数化投资机构。
　　
　　金融教育,特别是金融工程知识的推广、普及为金融机构推出各类型金融产品提供了知识和技巧,推动金融中心成为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中心,强化了金融中心的交易功能。很多金融产品来自于金融教育者的开拓。
　　
　　金融教育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风险定价的技术、方法,风险计量技术的传播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金融中心的稳定发展和市场风险的控制。这些风险计量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成为监管部门发现、预测和管理系统性风险的有力工具。
　　
　　金融教育系统对金融业实践和监管有效性的反思推进了金融监管系统的进化。分业经营、资本充足率要求、统一监管权力、逆周期监管等都体现了金融教育的这一功能。
　　
　　最重要的,也是上述功能发挥的基础,就是金融教育所培养的大量人才,这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有力支撑,很多金融业的相关岗位也来源于金融教育者的开拓。
　　
　　金融中心对金融教育的支持
　　
　　在金融教育支持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金融中心为金融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检验平台和充沛资源。
　　
　　金融中心为专家学者观察金融市场提供了窗口,提供了丰富的市场数据和大量的案例,既是学术灵感的来源,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金融中心成为金融界与金融教育界互动的平台,金融界人士实践中的困惑和难题可以与专家交流,以获得理论的解释或支持;从事实践的人士可以到学院开设讲座、担任教职,从而使教育贴近市场;而学生则可以得到实习实践机会。
　　
　　金融中心对金融教育的更有力支持是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纳了金融教育的“产品”。积聚在金融中心的大量金融机构以设置教席等形式提供教育捐款,成为金融教育重要的经费来源。
　　
　　正是上述原因,导致金融教育和金融中心之间形成了密切联系。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往往集聚了一流的金融学教学和科研机构、人才,进而使金融中心成为金融教学和金融研究的中心和高地。
　　
　　伦敦和纽约的历史经验表明金融教育是维持和支撑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力量。
　　
　　伦敦和纽约的历史经验
　　
　　伦敦的历史经验
　　
　　几乎没有学者提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伦敦金融中心形成之间有关联,然而正是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的推崇,使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在形成和发展的初期能够摆脱政府干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执教剑桥大学时期,就为剑桥大学管理基金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投资金融市场的实践和深厚的经济学素养,令其提出了著名的利率平价理论,成为现代无套利均衡理论的源头。先后有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和工作过,他们是约翰・希克斯(1972)、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詹姆斯・爱德华・米德(1977)、威廉・阿瑟・刘易斯(1979)、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1986)、默顿・米勒(1990)、罗纳德・哈里・科斯(1991)、阿马蒂亚・森(1998)、罗伯特・蒙代尔(1999)。
　　
　　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代表的学者的研究为1986年伦敦金融城率先进行“大爆炸”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成为撒切尔政府的执政方针。改革所导致的市场开放、管制放松使伦敦在此后20年的国际竞争中有效维持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竞争力。而伦敦金融学界对本轮金融危机的反思将直接影响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进而对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竞争力产生巨大影响。
　　
　　从金融教育机构的设置上看,成立于1965年的伦敦商学院在全球MBA排行榜上,位居欧洲各大商学院榜首,为金融硕士、国际企业高层经理提供商学和金融教育训练。剑桥大学于1990年成立了管理学院,提供包括金融学在内的商科学位教育。1996年拥有800多年历史的牛津大学成立了商学院,从而进入金融教育领域。当代杰出的金融家索罗斯则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
　　
　　纽约的历史经验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也集聚了优秀的金融教育和科研资源,个中翘楚为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商学院。它们毗邻华尔街,同数百家金融研究机构及金融企业有着广泛联系,在学术理论领域和金融实践方面都拥有突出的优势。尤其是哥大商学院,其毕业生拥有实用技能,不需要很多在职训练就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得益于哥大商学院开设的很多选修课是由那些真正在市场里摸爬滚打的专业人士亲自教授的。
　　
　　价值投资的思想领袖和精神导师格雷厄姆在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哥大商学院,巴菲特是所有修过格雷厄姆课的学生中,唯一得到A+的人,是哥大商学院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学生,他在1951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哥大商学院的金融学科,连续多年全美排名第一。而格雷厄姆的著作不仅成为基础分析领域的经典,而且开创了证券分析师这一职业。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或者工作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包括西蒙・库兹涅茨(1971)、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乔治・斯蒂格勒(1982)、罗伯特・索洛(1987)、加里・贝克尔(1992)、罗伯特・福格尔(1993)、威廉・维克瑞(1996)、罗伯特・默顿(1997)、罗伯特・蒙代尔(1999)、詹姆斯・赫克曼(2000)、斯蒂格利兹(2001)、埃德蒙德・菲尔普斯(2006),总共13位,占到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五分之一。
　　
　　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佳林・库普曼斯和华西里・列昂惕夫均曾经任教于纽约大学商学院;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奠基者,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克维茨也曾任教纽约大学商学院;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现为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纽约大学商学院在金融领域著名的校友包括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2007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基金经理亨利・保尔森为纽约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在研究伦敦和纽约稳固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强大竞争力时,对地理位置、法律制度、经济规模、金融机构数量、金融市场规模等因素给予了充分关注,我们同样不能够忽略支撑金融中心发展与进步和创新的强大的思想和学术的力量。如果考虑到芝加哥作为美国第二金融中心的情况,加上伦敦附近的剑桥大学和纽约附近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过去40年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64位经济学家中仅有13位学者未曾在伦敦、纽约或芝加哥这样的金融中心城市工作或学习过。换言之,80%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金融中心工作或学习过。这充分体现出了金融中心对金融教育资源和金融人才积聚的功能,也是对为何人才会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第一关键因素的最好阐释。
　　
　　伦敦和纽约的经验充分展示了金融教育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双向互动、相互促进。这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完善金融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完善上海金融教育
　　
　　为满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目前可行的选择是改善引进及使用紧缺金融人才的方式,缩短金融教育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探索金融教育的新模式。
　　
　　引进紧缺金融人才,突破发展瓶颈
　　
　　目前处于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期,因此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金融教育。2009年4月公布、8月开始实施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共八章四十条,其中专门有一章(包括六条)是关于金融人才环境建设的。2008年以来,上海已进行了两次赴美抄底金融人才的行动。类似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都求贤若渴。可以说,从政府到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对金融人才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充分,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地迫切。这是金融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但是远水难解近渴。对于当前迫切需要的金融决策、金融交易和价格风险管理类型人才仍然需要从海外引进。
　　
　　《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对金融人才高度重视,条例对人才规划、评价、引进和人才的待遇、奖励都作了专门论述。不过,巴菲特、索罗斯和鲍尔森从来没有获得过美国政府的奖励,市场已经给予了金融家们政府所付不起的奖励和荣誉。因此,引进金融人才不能过于依靠政府奖励,施展才干的平台和合理的薪酬机制设计才是金融人才最为重视的。为了避免类似南郭先生式的金融人才被引进并获得奖励,在人才引进,特别是海外人才抄底的过程中,要提高对金融人才的识别能力。对金融人才的识别,主要是看经历和绩效,而不能过于重视学历和专业。对中国所急需的金融决策、交易和风险控制的人才,至少需要十年以上从业经验,而且取得了较好业绩。南郭先生式人才的引进的危险不在于他所获得的奖励或薪酬,而在其不能承担资产和风险管理的责任及由此引起的巨大风险。
　　
　　追踪趋势,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上海市政府和上海高等教育界在促进金融教育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服务方面,正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上海市政府与交大合办高级金融学院,直接外聘国际教师,课程设置采取国际化的标准。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直接与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合作开设基金经理研究生班。上海财经大学则直接设立了本科金融实验班。
　　
　　上海市政府和上海交大合作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国际上金融学教学的课程设置和主要内容。香港中文大学财务金融学专业本科生课程设置的核心内容与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的课程设置基本相同。该系列课程的内容以金融学的数理化为基础,以金融产品和风险估价为核心,与19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基础产品和衍生品创新、金融交易杠杆化的趋势相呼应,既是其结果,也是其推动力量,是当前国际一流商学院金融学教学的共同内容。
　　
　　对金融理论研究的追踪、对国际一流商学院金融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的模仿和教学方式的借鉴对中国金融教育的发展特别重要。不仅有助于缩短中国金融教育的国际差距,而且是与国际金融教育界沟通、对话和学术交流的基础,是培养能够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的人才的前提。
　　
　　但是,我们所模仿的体系内容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周期特别长,与行业实践和金融市场脱节,理论建模能力有余,知识运用不足,知识结构单一,视野过于狭窄。这提示我们,作为金融教育的后发者,我们仍然有一定空间可以有所作为。
　　
　　发掘后发优势,探索金融教育新模式
　　
　　有学者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之间具有后发效应和替代效应。后发效应指由于金融发展差距大,导致国际金融机构盈利空间大,从而转向上海,促进了金融中心的发展;替代效应则是该种差距导致国际金融机构更多的将业务转向已有的国际金融中心,从而抑制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这样的分析思路同样适用于金融教育。
　　
　　克服金融人才知识结构单一和视野狭窄的局限,鼓励研究生层面的金融教育跨学科招生,在本科生层面,鼓励跨专业的选修课程。金融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形成金融人才合理的知识结构。金融人才需要掌握现代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和金融学的基础理论、掌握现代金融产品的估价原理和风险管理知识,掌握以工商管理知识特别是公司财务为基础的基础分析知识,掌握分析价格运动的形态和周期的技术分析的知识,掌握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知识。
　　
　　金融人才,特别是从事金融决策、金融交易和风险管理职业的金融专业人才还特别需要了解金融和经济史。在现有金融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金融工程、行为金融、金融史等课程需要补充或加强。
　　
　　增加实践和实验性教学,培养金融人才的知识运用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金融教育是实践性和理论性都很强的领域。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罗伯特・默顿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十分关注金融市场。他早上6∶30就去一个经纪公司进行股票和场外期权的交易,直到8∶30再去学院工作,在那里他形成了对金融市场交易过程的直觉,这种直觉对他后来的期权定价理论研究很有帮助。金融机构要对从事金融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提供兼职机会,增加他们对行业、市场的了解。 成功的金融人士,也应该向巴菲特或索罗斯那样对到学校与学生交流充满激情和兴趣。学校的讲台应该对资深金融人士开放。在合理的知识结构基础上,通过实践实验性教学提高学生对形形色色的金融产品、信用、收益、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基础分析、统计分析、技术分析和行为分析。
　　
　　在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方面,全国基本统一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及研究生招生的联考等做法使中国金融人才的知识结构趋同,进而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不利于金融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知识的演化。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鼓励不同大学根据自身特点设置有差别的课程,探索金融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这不仅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而且有利于缓解就业市场的过度竞争和金融业的长远发展。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对金融理论、金融人才的培养方式、金融体系的监管的反思正在进行中,这为中国金融教育的完善提供了契机。当上海培养的金融人才可以在伦敦和纽约求职的时候,相信上海金融中心可以在大量的金融业活动中替代伦敦和纽约,而不是被替代,而上海金融中心也可能获得了潜在的先发优势,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后来的、区域的金融中心。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在工商管理领域的成功已经为从事金融教育的同仁做出了榜样。
　　
　　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把金融教育置于更加基础、更加重要的先行地位。当上海的金融教育能够做出原创性的重大理论贡献,从上海的高校的校园里走出巴菲特、索罗斯、鲍尔森式的金融家时,上海的金融市场必定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富活力的重要部分,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也将向着国际领先的水平逼近,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则触手可及。
　　
　　金融危机导致了对金融教育的反思,在理论重构和课程重构的背景下,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求推动下,中国,特别是上海的金融教育面临着有利的发展机遇。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教育之间具有互为支撑的联系,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需要把金融教育置于更为重要的、基础的、先行的地位。■